王嵩山（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）
傳統上，博物館的意義在於文化、教育，在於研究與教學，如今這個傳統價值受到挑戰，研究者重要性被管理者取代，非營利的基本哲學轉而邁向某種「舊就是新，新就是錢（old is new, new is money）」的崇拜。從第一世界到第四世界，以創意產業為名、重視龐大商機的想像，纏繞在獨特的文物與藝品上，博物館與美術館在全球強勢設立，過去那批愛好科學知識和人文藝術者，開始重視相關活動的投資與報酬，他們發現「文化有利可圖」、「教育有利可圖」。
博物館籌劃一個稍具規模的展示時，會被質疑：「能不能吸引很多人來看？」也就是：「能不能得到很多收入？」通常，「很多收入」不夠好，最好是「巨大的收入」。博物館展示被化約為展場的管理與運作，而將博物館蒐藏品的價值單一化，隱藏著一個經不起批判觀念：使用者付費。至此，博物館的「傳統用途」被顛覆了，它不再是「保存人類文明之物質性證據的場所」，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在呼籲世人，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（non-material culture heritage）。
博物館與都市之發展與再生
精打細算的政商兩界發現，博物館似乎可以促進都市的發展與再生。近年來，日本有許多城市發展案，是利用建置博物館，以藝術品和建築物打造出完善的公共設施，協助尋求地方文化的定位，發展出獨特的地方風格和文化品牌，提升都市形象，以推動地方觀光及產業發展。
在日本的社區營造運動中，博物館成為凝聚集體意識與文化認同的核心，此策略影響了台灣的文化政策。台中市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國立台灣美術館，就是明顯的例子。科博館於1980年成立籌備處，第一期到第四期的建設，分別在1986、1989、1993年開放；國美館大致於同時創館。二十五年來，以科博館與國美館間的中心點，劃出半徑三公里的地區，在台中市西區與北區交界，此區土地價格飆漲，高樓大廈林立，形成人潮洶湧的商圈，創造了台中市的新文化地景。
再看外國，西班牙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、英國倫敦的泰德現代館等，也都對都市與地域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、環境，產生正面影響。歐洲引領城市建設與文化行銷的「歐洲文化之都」，強調的是，包含博物館與美術館的國家與地方的文化資產。
英國博物館學會曾草擬一份「建立二十一世紀卓越博物館的宣言」。這個宣言明確的指出：在社會經濟衝擊下，廣義的博物館是科學與藝術普及教育或終身學習的中心，是公民與社區的
空間，是社會變遷與促進文化理解的機構，典藏人類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是創造力的觸媒，是旅遊與觀光的關鍵夥伴，也是文化研究與創新事業中重要的一環。此外，博物館作為傳統分類學研究的重鎮、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中心的地位也不曾褪色。二十世紀末開始至今的都市更新風潮中，博物館有機會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成功例子雖多，我們不禁想問，博物館與都市發展或再生的關係有何邏輯？都市的發展或再生，真的需要博物館或美術館嗎？
借鏡萬國博覽會的經驗
1851年問世的「世界（萬國）博覽會」，也許能提供我們一些線索。
一個半世紀後的今天，在國家政府操控下，萬國博覽會所推廣展示的內容，早已不限於「工業產品」，各國的科技發明、文化產品、風土文物也包括在內。各國投資大量金錢，展覽結束後，就拆除硬體設備。因此，這個盛會往往引起爭議。例如2000 年，德國漢諾威世界博覽會舉行開幕式時，手持「我們不要博覽會」牌示的抗議人群，在場外示威，他們抨擊：國家不該花大錢於不環保的、「用完即扔」的設備上，這個萬眾矚目的活動背後雖有商展獲利，龐大的「投資」根本無法回收。
五年後，日本也出現類似聲音：「舉辦萬國博覽會已經過時了！」愛知縣的製造業興盛，境內已有豐田汽車公司等著名廠商，縣政府希望藉「愛知萬博」吸引外國企業及觀光客。日本經濟產業省中部經濟產業局長小川秀樹說：「儘管此地經濟繁榮，知名度卻偏低。」學者懷疑，IMTS智慧型多模式交通系統，以及氫燃料電池發動的豐田巴士等高科技，能不能像1970年大阪萬博那麼吸引人。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研究所科學史教授村上陽一郎說：「千里迢迢去看科學研究成果展，不再有意義，我們日常生活中，早就充滿各式各樣耀眼的新科技了。」這些批評，並不因入場者比預期的1500萬人次多700萬人次而減弱。許多人認為，大阪萬博是成功的。大阪萬博舉行於日本社會經濟高速成長的時期，參觀者達到6421萬人次。日本《朝日新聞》2005年4月11日晚刊，有一篇關於愛知萬博的評論，該文讚揚大阪萬博「後續利用」，諷刺愛知萬博「過度宣揚高科技」（而高科技的再現又與跨國企業緊密結合，即使多媒體的展演形式也是工業國家生產體系的成就），認為愛知萬博的主題「自然的睿智」更適於大阪萬博。如今，大阪萬博公園還保留著當年的建築，如鋼鐵館、日本庭園、民藝館等，再加上國立民族學博物館、國立兒童藝術館等新建築，成為大阪城市的標的性景點。
總之，都市的再生與發展與博物館有關，但二者並無絕對的因果。台北東區與台中市七期與八期的再生與發展，依靠的是，由幾座大型百貨公司所構成的商圈，這些大型百貨公司以「類文化展演場地與活動」當作招徠顧客的途徑之一。如果純以經濟發展為考量，我們可能造出許多無法收拾的博物館或美術館。要讓公部門主持的博物館，促進都市再生與發展，需要文化政策的支持，以及對市場與商品消費邏輯保持醒覺，同時尋求與創造獨特的地方風格，以無可取代的地方性為基礎，通過博物館的物件，增進個人與社會文化的發展能力。
博物館教育之今昔
過去博物館教育內容不包含國家制定的課程，博物館教育被視為可與學校教育互補，成為非正式的學習機制。在此機制中，解說員舉足輕重。如今，全世界的博物館經營管理，普遍輕「教育」而重「文化的活化」，強調「自主學習」與「讓物件自己說話」，以規避解說員的人事成本。在這後現代的年代，「博物館教育」一詞並不討好，似乎暗指教條式的詮釋與溝通方式，因此人們喜歡改用「博物館學習」一詞，以彰顯追求知識與發展情緒的主體意識。博物
館以實質物件為基礎，再加它所擁有的文化資本，使它創造出自成一格的學習形式。比方說，自然史博物館不但有教育專業人員，提供一種全景的、脈絡性的知識，還有甚具特色的「生態造景」與「劇場教室」，提供人、物、景、境整合的情境式教學，甚至發展到極致，成為「情境餐應」、「主題樂園」、「地方故事館」等商業場所。不錯，博物館教育或博物館學習，具有商品化的可能性。
以人為本的本質性思考，在在影響了經營博物館的政策。反過來說，我們應該時時自問：教育與推廣是否該合併為一個單位？展示與教育可否整合為詮釋與溝通部門？如何認定專業教育人員的資格並予以徵集？如何擇取展示的主題與對象？如何設定導覽與解說的形式？如何研究觀眾，應提供觀眾何種服務？如何研究博物館教育與社會文化體系之關係之基礎？如何制定門票制度？追問這些涉及博物館教育的操作面，可以逼迫我們思考博物館的本質和價值。
